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12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一半位于省交界处，贫困原因有如下几点：
- 省会是政治经济中心，人口最为密集，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最为显著。但几乎所有省会无一临近边界；
- 一省之内主流文化一般集中在省会周围，而省界地区往往是本省非主流文化区，其方言也有可能与主流不同；
- 省边界划分和地理条件有关。
原则上，上级对下级的各项工作都有最终决策权，可以推翻下级的所有决定。但上级不可能掌握和处理所有信息，所以很多事务实际上由下级全权处理。即使上级想干预，常常也不得不依赖下级提供的信息。比如上级视察工作，都要听取下级汇报，内容是否可靠，上级不见得知道。如果上级没有独立信息来源，就可能被下级牵着鼻子走。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且承担主要后果，那就该自主决策。若下级虽有信息优势，但决策后果对上级很重要，上级就可能多干预。但上级干预可能影响下级工作积极性，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更有利。
在实际工作中，“上级干预”和“下级自主”之间，没有黑白分明的区别，是个程度问题。但无论如何，信息优势始终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实际权威来自信息优势。
官和吏区别很大，唐朝以后，“官”基本都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下派到地方任职几年，大多根本不熟悉地方事务，所以日常工作主要依靠当地的“吏”。
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平级要不断沟通，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山会海”。
因为关键信息可能产生重大实际影响，所以也可能被利益相关方有意扭曲和隐瞒，比如地方的GDP数字，省级目标会高于中央目标，市级会高于省级目标，导致各类扭曲变形。因为下级可能扭曲和隐瞒信息，所以上级的监督和审计就非常有必要，既要巡视督察工作，也要监督审查官员。
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如果这种说不清的情况很多，权力就一定会向个人集中。
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一定该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某个行业，关键还要看国内市场规模。
若单纯依靠进口或引进，没有自己设厂和学习的机会，那本国的技术就难以进步，很多关键技术都会受制于人，这样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禁运石油，“石油危机”爆发，刺激了美国政府扶持和发展新能源产业。卡特政府大量资助光伏技术研究、补贴产业发展。80年代初，美国光伏市场占全球市场85%以上。但随后里根上台，油价回落，对光伏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大都废止。产业链开始向政府补贴更慷慨的德国和日本转移。08年开始各地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投资，包括光伏。主要手段还是廉价土地、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在政策刺激和政府背书下，相关龙头企业开始大规模负债扩张。08年到11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相继爆发，欧洲各国大幅削减光伏补贴。同时，为应对我国企业的冲击，美国和欧盟从11年开始陆续对我国企业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关税飙升。由于前几年我国光伏企业已经在急速扩张中积累了大量产能和债务，如今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开始破产倒闭，光伏主要市场向国内转移。11年中央政府开始分阶段对光伏施行“标杆电价”补贴，要求电网按固定价格（1.15元/度）全额购买光伏电量，并从13年起实行地区差别定价。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电价补贴也随时间逐步下调，以引导光伏企业不断降低成本。国内装机量的极速上涨导致补贴资金严重不足，很多电力公司经常以未拿到政府拖欠补贴为由，拒绝给光伏电厂结算，导致甘肃、新疆等西部省份“弃光”现象严重。在这种大背景下，18年5月31日“531新政”出台，大幅降低了补贴电价，也大幅缩减享有补贴的新增装机总量，超过这个量的新增装机，不再能享受补贴指标。这个政策立即产生了巨大行业冲击，当年四季度，政策重新转暖。9月，欧盟取消了对我国企业长达五六年的“双反”措施，光伏贸易重新恢复正常。19年，我国开始逐步退出固定电价补贴方式，实行市场竞价。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隧道效应：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实体投资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理论上说，这不一定是坏事，若明星企业通过竞争击败对手，占据市场后依然锐意进取、积极创新，那么投资和生产率还会继续上升。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往往伴随着投资下降和生产率降低。
大量资金的涌入增加了资金供给，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又降低了资金需求，所以发达国家的长期实际利率（扣除物价因素）在过去40年间一直稳步下降，如今基本为零（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因为市场本身就钱多，提高拆解利率自然就变得很低，还有一个招可以吸收市场的资金，那就是美联储甩卖债券，美联储称之为缩表）。因为缺乏能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各种短期投机便大行其道，所谓“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房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常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让短期利率也变得极低，大企业便借机利用融资优势大肆购并小企业，进一步增加了行业集中度，降低了竞争。这种低利率环境也把大量追逐回报的资金推入股市，推高了股价。而美国最富的10%的人掌握着90%的股市资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我国政策制定者的警惕。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在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给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资金贷不出去，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
- 08-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出台“四万亿”计划，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地方政府投资2.82万亿元。为了配合政策落地，放松各地融资平台限制，降准降息，放宽银行信贷，资金流入基建和房地产；
- 10-11年：前期刺激导致经济过热和猪肉价格大涨影响，通胀抬头，货币政策开始收紧；
- 11年：欧债危机爆发，国内制造业陷入困境，央行12年又开始降准降息，并放松地方融资平台限制；
- 15年：遭遇“股灾”，前些年投资过度造成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问题开始凸显；
- 15-16年：15年末，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美元加息，资本外流，汇率贬值接近破七，央行连续降准降息，中央放松房地产调控，棚改货币化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爆发，流向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资金总量没有减少；
- 16年：去库存告一段落，中央在年底首次提出“房住不炒”定位，全面收紧房地产调控；“去产能”改革开始见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结束五年下跌，首次转正；
- 18年上半年：连续两年相对宽松的外部条件下，央行开始试图降低累积多年的金融风险；信用和资金开始收缩，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全面暴露；
- 18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经济增长放缓。
增发货币有三种方式：
- 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低利率能减少利息支出，也能刺激投资和消费，提振经济，这是08年金融危机前主流做法；
- 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中，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在危机中，很多人变卖资产偿债，资产市价大跌，连锁反应后果严重，央行出手买入这些资产，拖住资产价格，同时为经济注入流动性，让大家有钱还债，缓解债务压力。这种做法不一定推高通货膨胀，因为有了钱都在还债，没有增加支出，也没给物价造成压力。欧美日在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都搞了大规模量化宽松，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量化宽松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货币转到穷人手中，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还会拉大贫富差距；
- 增加货币供给的做法是把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这便是“赤字货币化”。从理论上说，若私人部门陷入困境，而政府治理能力和财政过硬，赤字货币化也不是不能做。1948年国民党就搞过赤字化，法币和金圆券的发行导致政府信用尽失。
国务院和央行多次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主要原因是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严控房价上涨、“资管新规”、限制土地融资、债务置换、“反腐”、国企混改等确实有效遏制了新增债务的增长，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的发展模式没有完成转型，因此限制债务虽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运转，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加高效的模式，于是经济增速下滑。
我国很多投资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下才上马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测算，2018年，我国金融资产中72%的风险由金融机构和政府承担。
2015年，来自海外供应链的价值从26%下降到17%。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也隐藏这巨大问题。第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相对轻民生、轻消费，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都开始了艰难的调整和再平衡。我国的调整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等等。在美国，这种调整伴随着政治极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现象。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经济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它缺乏发达国家的很多硬件或软件资源，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后国家所采用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注定与发达国家不同。落后国家能否赶超，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套适合国情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推动经济发展。所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站在今天的角度向前看，是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但回过头往后看，市场经济今天的发展状况也是几十年来经济、政府、社会协同发展和建设的结果。
